停战协定的签署，让第二次中东战争（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）的炮火正式按下暂停键，但这场战争所引发的中东格局重构与各国间的深层博弈，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战火平息后，中东各国的境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，有人凭此战收获颇丰、威望大涨，有人虽未直接参战却借机提升了话语权，也有人沦为最大输家，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

埃及无疑是此次战争中最耀眼的赢家之一。对埃及而言，成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完整主权，绝非单纯的领土与主权象征，更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红利，让长期受殖民经济压榨、财政拮据的埃及迎来了经济状况的根本性缓解。

要知道，苏伊士运河作为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黄金水道，是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，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各国商船从这里通航。运河收归国有后，所有通航费收入尽数纳入埃及国库，据保守估算，每年能为埃及增加一亿美元以上的稳定财政来源。

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，这一亿美元堪称“天文数字”，不仅能填补此前战争造成的经济亏空，更能为埃及后续的工业建设、农业改良、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民生福利提升注入强劲动力，让埃及摆脱对外部援助的依赖，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，未来发展前景一片可期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总统纳赛尔的个人威望借着这场抗侵略胜利与运河收回的双重功绩，一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。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，绝非纳赛尔一时的政治决策，而是埋藏在埃及人数百年来心底的共同夙愿。

回溯运河的修建历史，19世纪中叶，英法为了掌控中东航运霸权、掠夺殖民地资源，强行在埃及领土上开凿运河。尽管运河的修建资金由英法资本主导，但付出的却是无数埃及民众与劳工的血汗乃至生命——据记载，在长达十余年的修建过程中，超过十万名埃及劳工因恶劣的工作环境、繁重的劳动强度以及缺医少药的困境，永远倒在了运河工地上，苏伊士运河的每一寸河道，都浸润着埃及人的血泪。

这份因运河而生的民族伤痛，早已深深烙印在埃及人的集体记忆中，收回运河成为了埃及民族独立与尊严的重要象征。

更何况二战结束后，殖民统治的时代早已落幕，埃及收回属于自己的战略资源本就是民心所向。此次埃及不仅成功收回运河，更是在与以色列、英国、法国三国联军的对抗中守住了阵地，即便背后有美苏两国的介入施压，但埃及媒体在报道中，始终着重渲染埃及军队的英勇作战与顽强抵抗，将这场胜利的核心功劳归于埃及军民自身。

在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语境中，有一条最简单也最朴素的原则：谁能带领国家取得战争胜利，谁能为国家收回失去的国土与主权，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。这一点，即便年幼的孩童都能清晰理解。纳赛尔恰恰做到了这一点，他凭借收回运河的功绩与抗击侵略的胜利，成为了埃及民众心中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，也成为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反抗殖民压迫的象征。

叙利亚的收获同样关键。通过停战协定，叙利亚成功收回了此前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。这不仅是单纯地拿回了丢失的国土，更让叙利亚掌握了未来中东军事博弈的战略主动权。戈兰高地地势险峻、居高临下，是抵御以色列进攻的天然屏障，一旦以色列未来再次对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，戈兰高地将成为叙利亚最重要的战略防线，极大地提升了叙利亚的国防安全系数。

外约旦则借着这场战争实现了国家地位的跃升。凭借“阿拉伯军团”的英勇作战，外约旦成功掌控了圣城耶路撒冷的旧城及周边区域。耶路撒冷作为宗教圣地，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与国际影响力，外约旦对其的管辖，让自身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大幅提升，也赢得了众多宗教信徒与阿拉伯国家的认可。

伊拉克的境遇虽